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余波让几千公里外的北京都感到颤抖。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挥下，几天内十几万大军火速集结到10万平方公里的灾区。为了全面真实地见证我军历史上罕见的多军兵种大规模联合救灾行动，军博党委迅速作出决定，派文物征集和美术创作人员赶赴抗震救灾前线。5月27日，总部批准的当天，我和文物处张炳然、王腾飞以及设计处油画家孙立新等一行4人立即飞赴成都，此前国画家陈钰铭已和新闻媒体同行先期到了灾区。在环境异常恶劣、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连续奔波12个日日夜夜，行程数百公里，走访了几十个团以上部队和指挥机关，征集了上百件文物，搜集了数千张照片资料，美术创作人员也在前线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

　　军博文物征集组在四川“5.12”抗震救灾前线。左起：文物处张炳然、设计处孙立新、副馆长刘延吉、文物处王腾飞。

　　一份加密的“联络图” 

　　到达成都后，地震已过了十余天，通信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灾区的道路到处都是梗阻。尽管我们已经做好了挑战各种困难，不给当地部队添麻烦的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下了飞机，第一个难题就是联系不到上级指定的联络人。救灾部队在哪儿？怎么去找？又找谁联系？我们上了出租车，才知道不是救灾车辆根本就出不了城。大家只好四处联系个人关系，最终打听到成都军区联勤部的一个招待所住着的救灾部队。司机在城里转了几圈才把我们拉到落脚点。正好这里正在召开救灾部队后勤保障会议。我们逢人便打听前方的消息，分头寻找救灾部队的联系方式。直到晚上9点多，才用电话联系到军区的联络人。正当我们兴奋地说明来意时，对方一句话打断了我们：“现在忙得连接电话的功夫都没有，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在我们反复争取下，才答应让司机送一份部队联系电话表，最后还没有忘记嘱咐我们到灾区安全责任要自己负。好不容易接通的电话如同给我们浑身泼了盆冷水。夜里11点，一名战士送来了一个信封，我们急忙打开，两页标着密级的抗震救灾部队通信录，立刻让大家眼前一亮，全军和武警所有救灾部队的番号、人数、地点、通信联络方式、指挥隶属等等一应俱全，尽管不知复印了多少遍，有些字迹不太清晰，但我们仍如获至宝，大家一路的疲劳和满脸的惆怅一扫而光。

　　胡主席用的“小喇叭” 

　　第二天，我们通过联勤部的一位部门领导找了辆车把我们送到重灾区什邡市蓥华镇。空降兵的一个团和师部在这里已经奋战了十几天。我们在寻访中，部队战士讲起了几天前军委胡主席视察时的情景，胡主席手拿扩音喇叭用洪亮的声音坚定地喊道：“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这一经典镜头，立即浮现在我们面前。当得知胡主席用的“小喇叭”就是他们部队提供的，我们非常兴奋。千方百计打听“小喇叭”的下落，问遍了所有团领导都摇头，问到师政治部主任又吞吞吐吐不想说。原来师长已悄悄把“小喇叭”藏起来了。我们只好轮番跟师长磨嘴皮，外带套近乎、拉关系，大有拿不到誓不罢休的劲头。最终，师长扛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把这件珍贵的文物捐赠给我们。

　　联合指挥部的“秘密图纸” 

　　这次抗震救灾是对我军应对突发事件的一次重大考验。震后10分钟，成都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震后13分钟，全军应急机制紧急启动；一天之内，多军兵种远距离立体开进；4天之内，13万大军冒着不断发生的余震，强行进入重灾乡镇。如何通过实物反映我军以信息化为主导的高效快捷指挥能力，我们凭借着迷彩作训服上佩戴的总政治部臂章和各种关系闯进了戒备森严的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这里丛林迷彩、山地迷彩、沙漠迷彩、海洋迷彩等来自陆海空各军兵种的参谋人员不停地在“中军帐”穿梭着，计算机、投影仪、远程视频终端等信息化指挥平台的信息不断地闪现，阵容蔚为壮观。我们看上了墙上挂的“全军和武警部队抗震救灾责任区划图”，它既反映了重灾区的地理全貌，又反映了我军参加救灾的兵力部署。然而，绝密级的挂图别说拿去展览，就连指挥部的门都很难出去。正当我们为难时，指挥部的参谋给我们出了点子，随即将重新喷绘的一张没有部队番号的指挥地图交给我们。参谋打趣的说，这张图还有一层价值，因为它是惟一的。在指挥部里我们又征集了卫星和飞机航拍的影像图、数字技术的地理形势图、联合指挥部的胸牌等实物。更让我们惊喜的是，政工组听说我们来征集文物，把部队刚送来的灾区群众写给胡主席为牛排长请功的信交给我们，一张大白纸上印着上百名灾区群众的红色手印。后来，军委领导又专门批示要求军事博物馆珍藏。

　　空降兵“第一跳”的伞具 

　　当15名空降兵勇士在无地面引导、无对空指挥、无气象保障情况下从近5000米高空伞降茂县后, 引起了举世震惊。这次伞降难度之大，风险之高，世界军事航空史上少有。媒体上频频报道的15勇士写的请战书，我们出发前已通过总部和空军协调收藏。当我们费尽周折找到这些勇士时，才知道国家博物馆已捷足先登。部队宣传干部觉得过意不去，准备让15勇士再写一遍，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请他们协助征集李振波大校完成“第一跳”的伞具。陪同干部说，你们太外行了，伞具张开后不容易打包，一般就扔了，也可能被老百姓搭帐篷了，再说背着那么重的伞具也不利于完成侦察灾情任务。我们仍然不灰心，最终在机场找到了李振波，出乎我们意外的是伞具有了下落。原来李振波使用的伞具在高空没有自动打开，直到离地面还有700米时，才手动打开备用伞。再说这种伞是他们研制的武装翼伞，价格非常高，所以没有舍得扔，委托茂县武装部帮助保管起来。我急忙请求这个刚认识的老乡赶快和武装部取得联系，生怕再节外生枝。后来又经过无数次的悬念，“第一跳”的伞具终于进了军博。

　　映秀镇的帐篷“征集室” 

　　映秀镇是这次大地震的震中，通往映秀的道路可谓险象横生。由于塌方堵塞公路,只有救灾车辆才允许勉强通过，还要时刻提防着隧道里不时掉下石头和山体松软造成的滑坡。每通过一段险路，司机都捏把汗。原本半小时的路，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映秀镇是三条河流交汇的地方，本来平地就不多，又汇集了部队几乎所有的专业救援力量。密密麻麻的野战帐篷里，到处都是标有部队代号或荣誉称号的旗帜，如同红色的海洋。阿坝军分区为我们从民兵住的山脚下挤出了一顶非常简陋的帐篷。我们先是用土和石头把帐篷周围封好，免得受到各种毒虫的侵袭。把砖头支的床板重新加固，最后还用稿纸写上“军事博物馆驻汶川映秀镇抗震文物征集室”张贴在了帐篷门口。白天我们分头寻访，半天就可以走五六个单位。晚上趁部队休息时，我们又钻进战士们的帐篷挖文物线索。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0点多。开始两天帐篷里没有灯，我们就靠手机的微弱光亮摸索着生活。帐篷距马路仅两三米远，外面川流不息的车辆轰鸣声吵得难以入睡，再加上不远处山坡上就是埋葬着6000多亡灵的尸体沟，夜间下葬的鞭炮声、亲属的痛哭声更不绝于耳。早晨起床后，潮气形成的水珠挂满了帐篷，轻轻一晃，如同水帘洞，床铺淋个半湿，还好中午蒸笼般一烤又干了。在映秀的几天里，我们以“征集室”为据点收集了大量的文物，也有部队的官兵冲着“征集室”的“牌子”提供了不少的文物线索。

　　军博在汶川映秀镇设立的文物征集室

　　文物里的“高科技” 

　　提起抗震救灾文物，官兵们都会拿出他们磨破的衣服、穿坏的鞋袜，或者使用过的铁锹、钢钎，也有的抱出来成捆的锦旗、感谢信让我们挑选。其实，这次抗震救灾也是对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的一次考验，更是对科技强军建设的一次大检阅。遥感飞机数字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生命探测仪器、破拆顶撑专业救援工具、各种工程机械等随处可见。然而，这些体现高科技的物品，不是体积硕大，就是价格过高，当文物征集不现实，我们只能另辟征集途径。

　　我军新一代野战医疗方舱首次实战应用，便创造了许多生命奇迹。被掩埋196个小时的矿工在这里得以救活，为带领群众脱险被困8天8夜的两名公安一级英模被成功救治，我们通过抢救病例和便携担架来证实；灾区地震后在方舱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我们提取了带有小脚印的出生证明。军事医学科学院为救灾防疫研制和投入了几十种理化毒物检测、消杀等设备，生产单位直接把样品送到军博。活跃在灾区的心理咨询人员是我军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派出的第一支心理服务队伍，他们制作的测试图表、干预方案等也被我们收藏。总后基建营房部64名工程技术专家奉命赶赴救灾一线，指导部队科学施救、排查防治地质次生灾害、鉴定评估垮塌受损建筑、保障救灾军民用水供电宿营，被誉为“营房神医”，他们的工作资料也成了我们征集的目标。那些屡创奇迹的雷达、视频、音频、红外等各种类别的生命探测仪，便携式多功能钳、液压顶杆、破拆工具、内燃切割锯等先进工具，海事卫星电话、手摇发电机等都被我们现场记录在案，为今后的文物征集积累了资料。

　　军博副馆长刘延吉与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在四川地震灾区

　　这次抗震救灾文物征集时间不长，收获颇丰。征集到的不少文物被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和总政治部共同主办的《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主题展览》展出，有的还被四川省借去展示。我馆文物工作人员，发扬了军博前辈“哪里有战事、哪里就有军博人”的光荣传统，不畏艰难困苦，为祖国、为军队收集、保藏历史的见证，把转瞬即逝的重大事件的物证留存后代。这一次，军博文物人员积累了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文物征集工作的宝贵经验，最难得的是亲眼目睹了我军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英勇事迹，亲身体验了中华民族的高度凝聚力和愈挫愈勇、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这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履行历史使命中再创新的辉煌。